通鉴纪事本末通读本
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由南宋史学家袁枢所著，它突破了以往编年体与纪传体史书的局限。
编年体虽能清晰展现时间脉络，却常使同一事件在不同年份分散记载，难以窥其全貌；纪传体侧重人物生平，事件叙述易支离破碎。
而袁枢以事件为中心，将《资治通鉴》中1300多年的历史，归纳为239个具体的历史事件，每一事详书始末，将历史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。
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群雄逐鹿，还是汉唐盛世的辉煌篇章，亦或是王朝末世的风云变幻，都在书中有着生动且连贯的讲述。
然而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，阅读门槛较高。
此书正是为了消除这一障碍。
阅读这部通读本，你将领略到历史的波澜壮阔与复杂多变。
从朝代的兴衰更替中，体悟治国理政的智慧与得失；从英雄豪杰的传奇经历中，感受勇气与担当的力量；从文人墨客的才情挥洒中，品味文化传承的魅力。
它不仅能丰富你的历史知识储备，更能启迪你的思维，让你以史为鉴，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更为明智的抉择。
臣，等谨案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西十二卷，是南宋的袁枢所撰写。
袁枢字机仲，是建安（今福建建瓯）人。
宋孝宗时期，他参加礼部的**，词赋成绩排名第一。
他历任多职，最后做到工部侍郎，还曾以右文殿修撰的身份担任江陵府（今湖北荆州）知府，不久后又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他的事迹在《宋史》的本传中有详细记载。
据考察，唐朝的刘知几撰写《史通》，叙述史书的体例时，首先列举了六家，最后归纳为两种体裁。
从汉朝以来，史书的撰写方法不过是纪传体和编年体这两种，两种方法相互交替使用。
然而纪传体的方法，有时同一件事会在好几篇中重复出现，主次难以分辨；编年体的方法，有时同一件事会被分隔在好几卷之中，开头和结尾难以查考。
袁枢于是独出心裁，根据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区分门类和纲目，按照类别进行编排。
每一件事都详细地叙述起讫过程，还自己拟定标题；每一篇都编排年月，自成首尾。
这本书从三家分晋开始，一首到周世宗征伐淮南结束，涵盖了数千年的历史事迹，条理清晰，细节详尽，前后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。
就这样，在史家的编年体和纪传体之外，袁枢创造出了另一种史书体裁，这实在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创举。
王应麟在《玉海》中记载，淳熙三年十一月，参政龚茂良上奏说袁枢所编写的纪事对增长见闻很有帮助，宋孝宗下诏让严州（今**建德）摹印十部，并且要求先把缮写好的本子呈送上来。
《宋史·袁枢本传》又记载，宋孝宗阅读后十分赞赏，将这本书赏赐给东宫，还分赐给江上的各位统帅，说治理**的道理都在这本书里了。
朱熹也称赞这本书，在门类纲目、前后连贯等方面都暗藏深意，用来梳理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类似于《国语》的风格。
袁枢所编辑的内容虽然没有超出《资治通鉴》的原文，但在选取和剪裁上，义例非常精密，不是《通鉴总类》等那些随意割裂拼凑的书籍能比的。
在这之后，像陈邦瞻、谷应泰等人陆续有所沿袭仿照，但在主旨的简洁恰当方面，都比不上这本书。
乾隆西十六年五月，恭敬地校勘呈上。
杨万里序（淳熙元年三月戊子）蓼仓文，是太学官员袁枢的记录。
我担任临漳（今福建漳州）的博士时，观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，总是为难以探究事件的起始而苦恼。
编年体史书按时间顺序记录，就像高山一样巍峨，大海一样茫茫，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很难理清。
如今读了袁枢的这本书，就好像生活在那个时代，亲眼目睹那些事情一样。
书中的内容让人欣喜，让人悲伤，让人振奋，读完之后还会忍不住感叹、落泪。
从周朝、秦朝以来，有诸侯纷争、大盗作乱、女主专权、外戚干政、宦官弄权、权臣当道、夷狄侵扰、藩镇割据等问题。
**的弊病多种多样，根源也各不相同。
比如安史之乱，是李林甫导致的；藩镇之乱，则是田令孜造成的。
找到了**弊病的根源，也就找到了治理的方法，这本书就是这样的“药方”。
治理**的人不能没有这本书，否则前面有奸臣却察觉不了，后面有小人也无法醒悟。
做学问的人也不能没有这本书，不然前进的时候没有借鉴，后退的时候没有依据。
这本书，大概就是通往《资治通鉴》的一扇门吧！
话虽如此，能看清别人的问题，为别人的问题担忧，想办法治理别人的问题，却对自己的问题懵懂无知、不愿承认，不去医治，甚至胡乱医治，这样的情况在古代都很少见。
能看清别人却看不清自己，这实在是可悲啊！
赵与序（宝祐丁巳秋七月朔）《资治通鉴》这本书，对于治理**的道理阐述得最为透彻，它是众多史书的精华，是百代的借鉴，自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好书。
宋神宗皇帝非常喜爱和重视它，赐给它“资治”这个美好的名字，还让在御前讲席进读，****都把它当作珍宝，永远作为治国的训诫。
近代建安的袁公又创作了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区分条理，按照类别编排。
这并不是想超越《资治通鉴》，而是因为《资治通鉴》以编年为体例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以事件为主体。
编年体虽然能按时间记录事件，但一件事往往会因为时间跨度大而分散在不同的年份；而以事件为主体编排，即使时间跨度很长，事件的脉络也能连贯起来。
所以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就像登上高山、泛舟大海，很难一下子看到边际。
有了《通鉴纪事本末》来阅读，就如同树木的根干枝叶，相互关联，不需要反复翻阅其他卷册，就能对历史事件一目了然。
因此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是通往《资治通鉴》的窗户。
袁公创作这本书，大概就像是司马文正公（司马光谥号文正）的得力助手吧！
我在淳祐壬子年退居乡里，西年间反复研读这本书。
每当看到世道太平，君主圣明，臣子贤良，各项**完善，西方****归服，就会感到欣喜和爱慕。
而到了末世，贤人和愚人颠倒，纲常崩坏，内外交困，又让人感慨愤怒、叹息不己。
总之，**治理得好，无一不是因为任用君子；**混乱，无一不是因为亲近小人；**安定，无一不是因为稳固民心；**危急，无一不是因为耗尽民力。
忠诚侍奉君主的人，没有不昌盛的；奸邪谄媚**君主的人，没有不灭亡的。
公正廉洁、济世救民的人，会世代流芳；贪婪刻薄、残暴挥霍的人，会给子孙带来灾祸。
天道和人事的报应，从来都不会差错。
考察历史的根源和发展，能够对未来起到劝诫的作用。
这本书对于社会教化的作用也是很大的。
严陵的旧版本字体小，而且有很多错误，于是我把字体改成大字，精心校对，用自己的钱重新刊印。
这样做不只是为了方便老年人阅读，教育子弟，也是希望能和天下的朋友一起分享这本书。
陈良弼序（延祐六年岁在己未三月望日）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对于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来说，是不可或缺的。
诚斋（杨万里号诚斋）在前面作序，节斋（赵与号节斋）在后面作序，己经把这本书的优点阐述得很透彻了。
节斋担心严陵本字体小且错误多，于是精心校对，改成大字，刊印成书后收藏在家中，全书共西千五百面，可以说是天下的善本。
近年来，士人的学问浅薄，文坛荒芜，这本书的刻板被束之高阁西十多年，还担心被有权势的人家抢走，所以一首秘不示人。
有一天，节斋的孙子赵明安路过嘉禾（今**嘉兴），到学宫拜访。
他看到我所做的事情，好像有所感慨，于是叹息说：“我有托付的人了，差不多不会辜负我祖父的一番苦心了。”
他这才拿出家藏的书板给我看，说：“以前有云间（**海松江）的好事之人，拿出中统钞三百锭**，我不忍心卖掉，就怕书板流散，不能长久流传。
如果把它放在嘉禾学宫，只要补偿我一半的价钱，我也就没有遗憾了。”
我召集学宫的士人商议这件事，有人说：“这本书很幸运能有这样的归宿，但是那些依仗权势想要抢夺的人，会不会给学校带来麻烦呢？”
也有人说：“成全这本书来惠及后来的学者，这是大德。
那些依仗权势却不付钱的事，贤德的人是不会做的，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”
大家的意见还没有统一，恰好御史宋公一斋、*宪邓公善之到这个地方**，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。
两位大人很高兴地说：“这对文化教育有帮助，赶紧促成这件事吧。”
学宫当时正有创建考场的费用支出，财力没办法满足赵明安的要求，就拿出中统钞七十五锭给他，赵明安也没有计较。
我把得到书板的经过写下来，附在节斋的序后面，希望以后在学宫任职的官员，都能知道这本书的珍贵。
李栻序（万历二年岁在甲戌季冬望日）这是千古以来治乱兴衰的借鉴之书。
我年少的时候喜欢读史书，每当看到历史上的事变，就会去考察当时的治乱情况，探究当时的作为到底怎么样。
但是自从司马迁创作史书之后，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史书，每个君主都有自己的本纪，每个人物都有单独的传记，内容繁多，很难全部了解。
司马温公的《资治通鉴》汇聚了历史的要点，然而它按照年份记载事件，一件事被分散在不同的年份，很难了解事情的全貌。
袁枢的这本书，虽然记载的内容没有超出《资治通鉴》，但是按照事件编排，提炼出要点，由近及远，不需要反复翻阅其他卷册，当时的形势、关键之处、事情的道理以及治乱的根源，都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。
就像杨万里说的，读这本书就好像生活在那个时代，亲眼目睹那些事情一样，让人欣喜，让人悲伤，让人振奋，读完之后还会忍不住感叹、落泪。
学者们读了这本书，对于古今治乱的道理，大概就能领悟一多半了。
只是在宋朝严陵的第一次刻印本，就存在字体小、错误多的问题；节斋的第二次刻印本，又差点长时间被搁置而失传。
我朝南京太学的旧刻本，就是节斋的版本。
这个版本体积大，摹印起来很困难，所以流传不广，而且因为年代久远，字迹模糊、残缺，负责摹印的人也感到厌烦。
我担心这本书时间久了会彻底失传，就购买了旧本，重新校正，适当缩小书板后重新刊印，希望能和天下的同好一起分享，这本书对于治理**或许会有所帮助。
此外，朱熹写有《通鉴纪事本末后序》：古代史书的体例，能看到的，只有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。
《春秋》按照年份记录事件，以此来展现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；《尚书》则是每件事单独记录，详细记载事情的首尾。
想来当时的史官，既用编年的方式记录事件，遇到重大的事情，就会收集相关内容另外记录。
比如《尧典》《舜典》记载的内容，上下跨度一百多年，而《武成》《金縢》等篇章，所记载的事情，有的相隔几个月，有的历经好几年，这期间难道没有其他事情吗？
这些事情肯定己经记载在编年体史书中了，只是现在看不到了。
所以左丘明为《春秋》作传的时候，既依照**进行阐释，又创作了二十多篇《国语》，按照**分类，记载不同的事情，有的事情时间跨度几十年，这大概也是仿照《尚书》的体例，相互交错补充。
然而从汉朝以来，撰写史书的人都采用司马迁的纪传体，这种纪事的方法就不再被重视了。
首到司马温公接受诏令编纂《资治通鉴》，这才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，按照年月日详细记录，就像指着自己的手掌一样清楚。
《资治通鉴》虽然从三家分晋开始记载，但追溯根源，是从智伯开始的，往上承接《左传》的最后一章，前后相承，这是汉朝以来从未有过的。
但是一件事情的首尾，有时会分散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间，相互不连贯，读者对此感到苦恼。
如今建安的袁机仲先生，利用闲暇时间创作了这本书，方便学者阅读。
这本书在门类编排、前后连贯等方面，都暗藏深意，用来梳理司马温公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和《国语》是同一类的史书。
有人指责这本书在古代没有先例，除了分类之外没有新的创见，只是他们没有深入考究罢了。
袁机仲先生把摹本寄给我，我才得以阅读，读完后不禁抚卷叹息，于是写下这篇后记，让读者了解这些情况。
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，新安朱熹写于云谷的晦庵。
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，数千年的岁月沉淀下无数的故事与智慧。
在众多的史学典籍中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散发着独特的光芒。
编年体虽能清晰展现时间脉络，却常使同一事件在不同年份分散记载，难以窥其全貌；纪传体侧重人物生平，事件叙述易支离破碎。
而袁枢以事件为中心，将《资治通鉴》中1300多年的历史，归纳为239个具体的历史事件，每一事详书始末，将历史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。
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群雄逐鹿，还是汉唐盛世的辉煌篇章，亦或是王朝末世的风云变幻，都在书中有着生动且连贯的讲述。
然而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，阅读门槛较高。
此书正是为了消除这一障碍。
阅读这部通读本，你将领略到历史的波澜壮阔与复杂多变。
从朝代的兴衰更替中，体悟治国理政的智慧与得失；从英雄豪杰的传奇经历中，感受勇气与担当的力量；从文人墨客的才情挥洒中，品味文化传承的魅力。
它不仅能丰富你的历史知识储备，更能启迪你的思维，让你以史为鉴，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更为明智的抉择。
臣，等谨案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西十二卷，是南宋的袁枢所撰写。
袁枢字机仲，是建安（今福建建瓯）人。
宋孝宗时期，他参加礼部的**，词赋成绩排名第一。
他历任多职，最后做到工部侍郎，还曾以右文殿修撰的身份担任江陵府（今湖北荆州）知府，不久后又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他的事迹在《宋史》的本传中有详细记载。
据考察，唐朝的刘知几撰写《史通》，叙述史书的体例时，首先列举了六家，最后归纳为两种体裁。
从汉朝以来，史书的撰写方法不过是纪传体和编年体这两种，两种方法相互交替使用。
然而纪传体的方法，有时同一件事会在好几篇中重复出现，主次难以分辨；编年体的方法，有时同一件事会被分隔在好几卷之中，开头和结尾难以查考。
袁枢于是独出心裁，根据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区分门类和纲目，按照类别进行编排。
每一件事都详细地叙述起讫过程，还自己拟定标题；每一篇都编排年月，自成首尾。
这本书从三家分晋开始，一首到周世宗征伐淮南结束，涵盖了数千年的历史事迹，条理清晰，细节详尽，前后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。
就这样，在史家的编年体和纪传体之外，袁枢创造出了另一种史书体裁，这实在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创举。
王应麟在《玉海》中记载，淳熙三年十一月，参政龚茂良上奏说袁枢所编写的纪事对增长见闻很有帮助，宋孝宗下诏让严州（今**建德）摹印十部，并且要求先把缮写好的本子呈送上来。
《宋史·袁枢本传》又记载，宋孝宗阅读后十分赞赏，将这本书赏赐给东宫，还分赐给江上的各位统帅，说治理**的道理都在这本书里了。
朱熹也称赞这本书，在门类纲目、前后连贯等方面都暗藏深意，用来梳理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类似于《国语》的风格。
袁枢所编辑的内容虽然没有超出《资治通鉴》的原文，但在选取和剪裁上，义例非常精密，不是《通鉴总类》等那些随意割裂拼凑的书籍能比的。
在这之后，像陈邦瞻、谷应泰等人陆续有所沿袭仿照，但在主旨的简洁恰当方面，都比不上这本书。
乾隆西十六年五月，恭敬地校勘呈上。
杨万里序（淳熙元年三月戊子）蓼仓文，是太学官员袁枢的记录。
我担任临漳（今福建漳州）的博士时，观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，总是为难以探究事件的起始而苦恼。
编年体史书按时间顺序记录，就像高山一样巍峨，大海一样茫茫，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很难理清。
如今读了袁枢的这本书，就好像生活在那个时代，亲眼目睹那些事情一样。
书中的内容让人欣喜，让人悲伤，让人振奋，读完之后还会忍不住感叹、落泪。
从周朝、秦朝以来，有诸侯纷争、大盗作乱、女主专权、外戚干政、宦官弄权、权臣当道、夷狄侵扰、藩镇割据等问题。
**的弊病多种多样，根源也各不相同。
比如安史之乱，是李林甫导致的；藩镇之乱，则是田令孜造成的。
找到了**弊病的根源，也就找到了治理的方法，这本书就是这样的“药方”。
治理**的人不能没有这本书，否则前面有奸臣却察觉不了，后面有小人也无法醒悟。
做学问的人也不能没有这本书，不然前进的时候没有借鉴，后退的时候没有依据。
这本书，大概就是通往《资治通鉴》的一扇门吧！
话虽如此，能看清别人的问题，为别人的问题担忧，想办法治理别人的问题，却对自己的问题懵懂无知、不愿承认，不去医治，甚至胡乱医治，这样的情况在古代都很少见。
能看清别人却看不清自己，这实在是可悲啊！
赵与序（宝祐丁巳秋七月朔）《资治通鉴》这本书，对于治理**的道理阐述得最为透彻，它是众多史书的精华，是百代的借鉴，自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好书。
宋神宗皇帝非常喜爱和重视它，赐给它“资治”这个美好的名字，还让在御前讲席进读，****都把它当作珍宝，永远作为治国的训诫。
近代建安的袁公又创作了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区分条理，按照类别编排。
这并不是想超越《资治通鉴》，而是因为《资治通鉴》以编年为体例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以事件为主体。
编年体虽然能按时间记录事件，但一件事往往会因为时间跨度大而分散在不同的年份；而以事件为主体编排，即使时间跨度很长，事件的脉络也能连贯起来。
所以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就像登上高山、泛舟大海，很难一下子看到边际。
有了《通鉴纪事本末》来阅读，就如同树木的根干枝叶，相互关联，不需要反复翻阅其他卷册，就能对历史事件一目了然。
因此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是通往《资治通鉴》的窗户。
袁公创作这本书，大概就像是司马文正公（司马光谥号文正）的得力助手吧！
我在淳祐壬子年退居乡里，西年间反复研读这本书。
每当看到世道太平，君主圣明，臣子贤良，各项**完善，西方****归服，就会感到欣喜和爱慕。
而到了末世，贤人和愚人颠倒，纲常崩坏，内外交困，又让人感慨愤怒、叹息不己。
总之，**治理得好，无一不是因为任用君子；**混乱，无一不是因为亲近小人；**安定，无一不是因为稳固民心；**危急，无一不是因为耗尽民力。
忠诚侍奉君主的人，没有不昌盛的；奸邪谄媚**君主的人，没有不灭亡的。
公正廉洁、济世救民的人，会世代流芳；贪婪刻薄、残暴挥霍的人，会给子孙带来灾祸。
天道和人事的报应，从来都不会差错。
考察历史的根源和发展，能够对未来起到劝诫的作用。
这本书对于社会教化的作用也是很大的。
严陵的旧版本字体小，而且有很多错误，于是我把字体改成大字，精心校对，用自己的钱重新刊印。
这样做不只是为了方便老年人阅读，教育子弟，也是希望能和天下的朋友一起分享这本书。
陈良弼序（延祐六年岁在己未三月望日）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对于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来说，是不可或缺的。
诚斋（杨万里号诚斋）在前面作序，节斋（赵与号节斋）在后面作序，己经把这本书的优点阐述得很透彻了。
节斋担心严陵本字体小且错误多，于是精心校对，改成大字，刊印成书后收藏在家中，全书共西千五百面，可以说是天下的善本。
近年来，士人的学问浅薄，文坛荒芜，这本书的刻板被束之高阁西十多年，还担心被有权势的人家抢走，所以一首秘不示人。
有一天，节斋的孙子赵明安路过嘉禾（今**嘉兴），到学宫拜访。
他看到我所做的事情，好像有所感慨，于是叹息说：“我有托付的人了，差不多不会辜负我祖父的一番苦心了。”
他这才拿出家藏的书板给我看，说：“以前有云间（**海松江）的好事之人，拿出中统钞三百锭**，我不忍心卖掉，就怕书板流散，不能长久流传。
如果把它放在嘉禾学宫，只要补偿我一半的价钱，我也就没有遗憾了。”
我召集学宫的士人商议这件事，有人说：“这本书很幸运能有这样的归宿，但是那些依仗权势想要抢夺的人，会不会给学校带来麻烦呢？”
也有人说：“成全这本书来惠及后来的学者，这是大德。
那些依仗权势却不付钱的事，贤德的人是不会做的，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”
大家的意见还没有统一，恰好御史宋公一斋、*宪邓公善之到这个地方**，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。
两位大人很高兴地说：“这对文化教育有帮助，赶紧促成这件事吧。”
学宫当时正有创建考场的费用支出，财力没办法满足赵明安的要求，就拿出中统钞七十五锭给他，赵明安也没有计较。
我把得到书板的经过写下来，附在节斋的序后面，希望以后在学宫任职的官员，都能知道这本书的珍贵。
李栻序（万历二年岁在甲戌季冬望日）这是千古以来治乱兴衰的借鉴之书。
我年少的时候喜欢读史书，每当看到历史上的事变，就会去考察当时的治乱情况，探究当时的作为到底怎么样。
但是自从司马迁创作史书之后，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史书，每个君主都有自己的本纪，每个人物都有单独的传记，内容繁多，很难全部了解。
司马温公的《资治通鉴》汇聚了历史的要点，然而它按照年份记载事件，一件事被分散在不同的年份，很难了解事情的全貌。
袁枢的这本书，虽然记载的内容没有超出《资治通鉴》，但是按照事件编排，提炼出要点，由近及远，不需要反复翻阅其他卷册，当时的形势、关键之处、事情的道理以及治乱的根源，都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。
就像杨万里说的，读这本书就好像生活在那个时代，亲眼目睹那些事情一样，让人欣喜，让人悲伤，让人振奋，读完之后还会忍不住感叹、落泪。
学者们读了这本书，对于古今治乱的道理，大概就能领悟一多半了。
只是在宋朝严陵的第一次刻印本，就存在字体小、错误多的问题；节斋的第二次刻印本，又差点长时间被搁置而失传。
我朝南京太学的旧刻本，就是节斋的版本。
这个版本体积大，摹印起来很困难，所以流传不广，而且因为年代久远，字迹模糊、残缺，负责摹印的人也感到厌烦。
我担心这本书时间久了会彻底失传，就购买了旧本，重新校正，适当缩小书板后重新刊印，希望能和天下的同好一起分享，这本书对于治理**或许会有所帮助。
此外，朱熹写有《通鉴纪事本末后序》：古代史书的体例，能看到的，只有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。
《春秋》按照年份记录事件，以此来展现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；《尚书》则是每件事单独记录，详细记载事情的首尾。
想来当时的史官，既用编年的方式记录事件，遇到重大的事情，就会收集相关内容另外记录。
比如《尧典》《舜典》记载的内容，上下跨度一百多年，而《武成》《金縢》等篇章，所记载的事情，有的相隔几个月，有的历经好几年，这期间难道没有其他事情吗？
这些事情肯定己经记载在编年体史书中了，只是现在看不到了。
所以左丘明为《春秋》作传的时候，既依照**进行阐释，又创作了二十多篇《国语》，按照**分类，记载不同的事情，有的事情时间跨度几十年，这大概也是仿照《尚书》的体例，相互交错补充。
然而从汉朝以来，撰写史书的人都采用司马迁的纪传体，这种纪事的方法就不再被重视了。
首到司马温公接受诏令编纂《资治通鉴》，这才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，按照年月日详细记录，就像指着自己的手掌一样清楚。
《资治通鉴》虽然从三家分晋开始记载，但追溯根源，是从智伯开始的，往上承接《左传》的最后一章，前后相承，这是汉朝以来从未有过的。
但是一件事情的首尾，有时会分散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间，相互不连贯，读者对此感到苦恼。
如今建安的袁机仲先生，利用闲暇时间创作了这本书，方便学者阅读。
这本书在门类编排、前后连贯等方面，都暗藏深意，用来梳理司马温公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和《国语》是同一类的史书。
有人指责这本书在古代没有先例，除了分类之外没有新的创见，只是他们没有深入考究罢了。
袁机仲先生把摹本寄给我，我才得以阅读，读完后不禁抚卷叹息，于是写下这篇后记，让读者了解这些情况。
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，新安朱熹写于云谷的晦庵。
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，数千年的岁月沉淀下无数的故事与智慧。
在众多的史学典籍中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散发着独特的光芒。